从南京市的知名地标鼓楼出发，驱车一路向北，便进入了燕子矶新城的地块。停止了生产迹象的巨大烟囱、空无一人的棚户区老房子、荒土上隆隆行驶的挖掘机、飘扬着大幅广告的新楼盘……处处显示出这片老城区正在升级换代的特征。

没有谁比老南京人更能深刻感知到老城区“旧貌换新颜”的转变。就在五六年前，燕子矶还是老南京人心目　中的“老工业基地”、“棚户区”。因为历史原因，燕子矶曾被视为南京的“化工摇篮”，化工厂连片，空气里总有股驱散不了的“臭鸡蛋味”;这里还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落脚地”，到处是违章搭建的棚户区，居住环境脏乱，生活污水横流。

变化源于2010年，那一年，燕子矶新城建设被列为南京市十大民生工程之一。在规划中，南京市政府计划用8-10年时间，把燕子矶建设成滨江生态宜居的新城区。

掐指一算，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在3月料峭的春寒中，记者来到了燕子矶新城指挥部。映入眼帘的，是以沙盘形　式呈现的新城面貌:在13.81平方公里的滨江城区内，见不到一座化工厂，高楼林立的商业广场和规划齐整的住宅小区错落排布，大片绿地绵延在长江江畔……

一个污染严重的“老工业基地”，如何在十年中转变为“宜居城”?规划图实施的背后，是南京市在探索污染治理、城市转型过程中所做的不懈努力。作为“长江经济带”中重要的节点城市，南京在依托“黄金水道”建设经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守护好那一方水土。

落到身上的都是“酸雨”

从地图上看，南京是一座典型的石化工业重镇。位于主城北郊的燕子矶，曾被称为“化工摇篮”———规模最大的南京化工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小南化”，民国时期就在燕子矶地区建厂，距今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了。

“化工摇篮”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由于化工企业向来有依水而建的惯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新中国早期的重化工业项目就在内陆的沿江、沿河一带落成，位于长江南岸的燕子矶便是其中的一例。到1980年代，能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重化工业项目更是成为了南京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大型化工企业及上下游几百家危化生产企业在周边落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布局。

然而，原本沿江而建、人烟稀少的燕子矶，却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嵌入了主城区和居民区中。此外，由于南京三面环山，燕子矶又处于“上风口”，化工厂的排放物顺风而下，进入城区后便滞留下来。那时候，人们走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边上，就能闻到空气中一股臭味，一下雨，污染物随雨水打在脸上，又酸又麻。2009年，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对大气环境的监测结果显示，燕子矶地区内各监测点位的监测值均超出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更大的隐患则是安全。2008年，南京一共发生5起重大环境安全事故，其中有3起为燕子矶地区化工企业。2010年，南京工业密集区之一的栖霞迈皋桥地区，原南京塑料四厂地块因为施工，丙烯管道被施工人员挖断，泄漏后发生爆炸，导致了22人死亡。

在环境污染与安全隐患的双重压力下，调整南京的重化工业的格局迫在眉睫。2010年2月，南京市政府专门发布　《关于对燕子矶地区化工企业进行综合治理的通告》，并成立了“江南小化工集中整治工作现场指挥部”。指挥部成立后，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关停、撤建燕子矶片区的化工厂。在燕子矶地区的66家大小化工厂中，有央企、国企　(含改制企业)、民企和外企，还有其它各类小企业总计404家。

整治思路是很清晰的。燕子矶新城指挥部常务负责人周华山告诉记者:“对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小企业，直接关停;对规模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集中到化工园区。”

这一切实行起来绝非易事。南京化学试剂厂董事长张宪伟告诉记者，2010年，他们被列入企业整治范围，要求在2012年前搬离原厂址。在搬迁面临的种种困难中，资金是最大的难题，“当时，公司年营业收入仅1个多亿，利润只有千万元，而项目预算需投入将近2亿元，仅靠企业自身能力远远无法满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南试用原有的土地向政府置换复建补偿资金，共计1.35亿元，保证了搬迁项目第一期建设资金的到位。

搬迁后的南京化学试剂厂，厂区面积较老厂扩大3倍，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和科研实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2014年，新落成的南京化学试剂厂被评为全国化学试剂行业“十强企业”。2015年8月6日，南试在新三板挂牌，这是化学试剂行业国内七大传统工业基地的改制企业之中，成功挂牌新三板的第一家。

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搬迁后的金陵帝斯曼总产能提升了2.5倍，单体规模达到10万吨，为全球第一;金陵塑胶新厂总产出由12万吨提升到20万吨;江苏钟山化工厂新厂的生产工艺得到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不是简单的整治和撤迁，而是帮助其提档升级，提高竞争力。”周华山如此总结，“只有这样，方才不会重蹈过去‘化工围城，的老路。”

到2012年，燕子矶片区的化工企业和其它各类中小企业已经全部关停。在指挥部内部的航拍录像中，记者看到了关停前后的改变，巨大的烟囱不再排放废气，常年雾霾笼罩的天空也变得清澈了。巨大的旧厂房被一点点推平，留下一片荒土。

在新的建设开始前，更严峻的考验又开始了……

为燕子矶“治病”

企业搬迁了，却留下了有“毒”的土壤和地下水，要在原地进行二次开发，首先要把污染治理好。

在燕子矶新城工程建设管理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胡韬的印象中，当时的燕子矶可谓是“满目疮痍”:“企业搬走了，留下了废弃的厂房，地上流着污水，空气里飘着化工气味。”

如果把治理污染比作治病，当时的燕子矶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病灶到处蔓延，而且病症的类型、种类都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物”和“剂量”也有所不同。治理前，指挥部委托专业的环境监测机构，对这一区域内51家小化工原址的土壤、地下水做了一次全面“体检”，最终确定对南京化工厂、钟山化工厂、化学试剂厂等18家企业地块进行重点治理。

“去毒疗伤”并不轻松。以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小南化”场地土壤为例，南京化工厂主要生产有机中间体、橡胶助剂和氯碱三大系列产品，2010年彻底搬迁到了江北新厂区，并拆除了老厂房。根据新规定，该地块未来将作为住宅、学校、商业等用途开发。

在治理开始前，专家花了两年的时间，首先对“小南化”场地的土壤及地下水进行调查、分析和风险评估。经专家评审，确认该场地主要受挥发性有机物与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污染的情况也很复杂，胡韬告诉记者:“污染超标程度不一。有的车间年代久远，污染严重一点，有的车间经过技术改造，污染相对较轻，这就造成了修复的标准、加入的药剂都不一样。”

接下来是小试、中试验证。中试即在污染区现场划出百来平米的范围，对修复方案进行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验证，获取了一系列可靠数据和实施依据。最后，确定了以原位氧化修复技术、异位常温/热解吸技术、微生物分解技术为修复的主要方案。

其中，原位氧化修复技术最适合本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这是专门针对有机物污染的一种修复方案，施工人员将强氧化剂按照事先设定的比例装入机器，通过高压旋喷或者搅拌的方式，一边旋转或搅拌，一边注入，从浅表层开始，像打井一般渐渐探入，直达几米以下的污染区。污染因子和药剂经过一系列的化学氧化反应后，会生成对人体无害的化合物以及二氧化碳、水等残留物。

另一种是微生物分解技术，原理也比较类似，将菌种及养分添加到开挖过的基坑地下水中，微生物会将有机污染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最后一种是原址异位常温/热解吸技术，则是将污染土壤进行翻抛或加热，把有机污染物从固相土壤中转移到气相并使其挥发出来，尾气收集处理达标后再进行排放，最终实现污染物的去除。

据统计，“小南化”地块的土壤地下水修复治理体量相当大，总投资高达2亿元。经过3年的艰苦治理，2014年底，“小南化”地块实现了“重生”。经第三方环境机构检测，土壤及地下水的修复达标率均大于95%，符合验收要求。

2015年10月23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燕子矶调研修复工程时，对工程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作为近年来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土壤及地下水原位修复单项项目之一，该修复工程采用的一系列新工艺，为国内大规模场地实践提供了先例，具有示范意义。李干杰特别指出:“土壤治理工作非常重要，对国计民生关乎重大，关乎着老百姓健康安全，实际上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是影响极大，因此中央高度重视。”

“过河”只是第一步

事实上，除了工业污染，燕子矶片区的另一大污染源来自生活污水。

燕子矶的老城区里，除了2万名化工企业的从业职工，还有11万居民，他们大多是住在环境不佳的老式棚户区中。早些年，雨污分流工程还未开展时，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里，又沿着城区中的三条水系入江。

“要打造‘燕江新城，，就要对片区城中村的危旧楼房进行征收、拆迁。”周华山说。他们推行的是就地安置，不离开生养之地，又能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得到了居民的一致拥护。这些年来，共拆除15个城中村危旧房200万平方米，规划新建保障房及配套158万平方米，共计1.6万套。今年年初，一期4368套新房的钥匙已经交到了老百姓的手中。

跟随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记者来到了崭新的保障房小区。虽是保障房，却以商品房的标准建成，路面干干净净，褐色的外墙整齐漂亮。还没有走进小区，丁丁当当的装修声已经传了出来。

“目前一期工程共计42万平方米，已经全部建成;还有46万平方米已经在建，剩下的都在规划中。”周华山告诉记者。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品房楼盘已在周边拔地而起。按照规划，燕子矶新城今后将聚集25万人口，比过去的居民人数增加一倍多。

如何吸引更多人来燕子矶入住?周华山说了三个提升———“生态环境提升，产业结构提升、服务功能提升”。这就需要主政者在城市的转型升级中下更深的功夫，充分利用好现有的资源，挖掘更多的价值。

南京化学试剂厂的老厂区改造就是很好的例子。如前文所述，2012年，政府与南试达成协议，以1.35亿元置换原有的厂区土地。之后几年，政府总计投资5000多万，对厂区内14栋结构相对完好的厂房，进行了外立面改造以及景观建设。如今，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栋栋具有民国时期风格的漂亮建筑。未来，这个老厂区将华丽转身，成为创意产业园区，今年就将开展招商，吸引特色文化产业入驻。

经过6年的治理，人们渐渐发现，本来与污染划等号的燕子矶，竟然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这里西邻幕府山，北靠长江，东有笆斗山，南连市中心，还分布着众多名胜古迹，历史上曾有“万里长江第一矶”之称。而城市升级最显著的标志则体现在房价上，目前，燕子矶片区的均价是2011年的5倍。

燕子矶地区转型升级的经验，对石化重镇南京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南京，除了燕子矶地区之外，金陵石化及周边地区、大厂地区、梅山钢铁及周边地区和长江二桥至三桥沿岸地区(含八卦洲)四大片区也是南京重要的工业区域。2015年，南京地区生产总值近万亿元，化工的贡献达到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南京水、气、声、渣污染总量的85%同样也来自这四大片区———它们已成为南京市调整产业布局、治理污染企业的重点。

2014年，《关于推进四大片区工业布局调整的决定》发布，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确和宣告，南京将用10年时间，实现这四大片区的根本转型。根据时间表，2022－2025年，大型企业全部搬迁关停，四大片区实现工业全面退出。整治后新空出的将近4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将用于发展新型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作为“摸石头过河”的先行者，燕子矶的成功只是南京建设生态经济的第一步，河的对岸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土壤治理不单纯是技术问题

———访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付融冰

文汇报:在中国,城市的土壤主要受到哪些污染?　这些污染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付融冰:造成城市土壤污染的因素，除了成土条件之外，最主要的是城市中的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从而造成工厂场地和周边场地的污染。此外，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城市固体废物不规范地堆置、抛弃、随意填埋，历史上曾经是农用地时期经历过污水灌溉、污泥还田等，含铅汽油时代汽车尾气排放，市政公用设施如填埋场和加油站泄露、污水厂废水和污泥排放、垃圾焚烧厂大气排放及沉降等，还有一些是土壤环境事件或意外事件造成的。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往往通过摄入、呼吸和接触等途径造成人体健康危害，如饮用了污染的地下水、呼吸了含有从土壤中挥发出来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空气、直接摄入污染的土壤颗粒及灰尘等，都会造成潜在的人体健康风险。另外，污染土壤也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破坏生态平衡，损害生态环境。

文汇报:在中国,常见的土壤修复技术有哪些?

付融冰:2014年，环保部首次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编写了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在分类方法上，我们确定了先“源”后“原理”的分类原则，从大类上讲有原位物理/化学技术、异位物理/化学技术、原位生物技术、异位生物技术、原位热处理技术、异位热处理技术和工程控制技术等，具体到技术名称大约有30多项。第一批发布了相对成熟、常用的15项技术，关于土壤修复的分别是异位固化/稳定化、原位固化/稳定化、异位化学氧化/还原、原位化学氧化/还原、异位热脱附、异位土壤洗脱、水泥窑协同处理、植物修复、阻隔填埋、生物堆、原位生物通风和多相抽提等技术，关于地下水修复的是抽出处理、可渗透反应墙、监控自然衰减法及多相抽提等技术。其余的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布。

在工程实践方面，近年来，国内土壤修复技术发展较快，从过去相对单一的阻隔填埋、焚烧、异位固化/稳定化向技术多元化发展，如原位热脱附、原位固化稳定化、原位化学氧化/还原等技术已有工程应用。

文汇报:许多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是,采用现有的修复技术和治理手段,能够将受污染的土壤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以污染固化技术为例,该技术并没有根除污染,而是将污染物保留在土壤中,这么做是否会留有隐患?

付融冰:现有的技术可以把受污染土壤修复到非常洁净的程度，但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修复到什么样的标准，是根据污染场地今后的具体用途，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的，例如用于居住和用于工业用地，标准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修复到什么程度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往往是综合了风险、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固化稳定化技术不能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的总量，只能降低污染物的浸出毒性，减少风险，难以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考评，这是该技术的最大争议之处。该技术的实质是一种降低健康和生态风险的技术，因为从土壤中分离重金属等污染物比较困难，代价也很大，那么干脆就让污染物更加稳定地呆在土壤中，只要能降低风险，而且监管到位，它就是一种好技术。它的优势比较明显，施工难度不大，处理较快，成本也不贵，这是它受青睐的主要原因。自我们第一次在世博会园区实施了污染土壤稳定化工程以来，该技术已成为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最常用的技术。

固化稳定剂能否将污染物永久地固定在土壤中，这涉及到土壤固化稳定化后的长效评估问题，目前通行的做法是模拟比较严酷的环境条件对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进行毒性浸出和力学性能等测试。但是，在几十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中，土壤固化或稳定体可能会在光照、风、雨水等自然力的侵蚀，以及植物、微生物的生理作用，甚至人为的活动下发生微观结构上的变化，原来固结和稳定在土壤中的污染物还是会存在迁移、转化和析出的可能，因此，固化稳定化后评估已成为该技术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上，这项技术的实施需要建立全过程、长期的监管制度。

文汇报:从国内一些土壤修复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成本高昂,而且与国外相比,修复周期相对较短。在您看来,城市中土壤污染修复的瓶颈有哪些?

付融冰:瓶颈也是多方面的，如:没有上位法的支持，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技术能力仍然较弱，专业队伍比较缺乏;责权界定也较困难;还没形成有效的修复资金模式等。在快节奏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留给污染场地修复的时间往往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修复目标的确定、修复技术的选择以及修复质量的保证，进一步加剧了场地修复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