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调研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到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建设逐步落棋。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牢筑生态长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年多来，沿江各省份在长江的生态保护和地区发展工作中取得了积极进展。

共字当头，统字引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就如何守住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底线，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大保护积极建言献策。

共同治理还一江清水长流

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境，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武汉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水资源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水资源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区域甚至整个流域亦是如此。

“湖北因水而名，因水而兴。”从小生长在长江边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深感这条母亲河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来看，长江流域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

2012年2月，韩国货轮非法排污造成镇江自来水遭苯酚污染；2014年4月23日，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三家水厂先后紧急停产；2016年12月，浙江船只在长江口偷倒垃圾、威胁上海水源地……近年来发生的污染事件警醒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刻不容缓。

加强对沿江化工企业的风险防控，安徽省印发了《安徽省长江经济带化工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改善沿江重要湖泊的水环境质量，湖南省启动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域和水域相结合，湖北省对长江流域通过“四治”开展专项整治；

虽然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各地动作频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代表委员们看来，长江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和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的情况依然存在，流域治理手段缺乏，需要强化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正确处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行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对于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民进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这样写道。

如何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理顺权利和责任，从而通过优化流域环境监管和职能配置来实现流域环境保护？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看来，中央深改组通过的《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方案》为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王济光表示，长江流域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历来存在着九龙治水、多头管理、重复执法等问题，应当从机构、编制、人员、职能、事权等工作层面，尽快明确监管体制和执法流程。

共同保护保流域生态完整

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流域，除了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介绍，为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及生态退化区的修复，以弥补流域长期生态赤字，截至目前，中央已经安排132.7亿元支持沿线省份的生态环保工作，开展了丹江口水库、抚仙湖、千岛湖、仙女湖、泸沽湖等湖泊(水库)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

“长江流域的生态修复难点在于整个流域的生态性和整体性。”高吉喜表示，在还旧账的同时，如何不欠新账，真正使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明确生态环境底线和自然资源上限至关重要。

2016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2017年底，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划定生态红线。

截至今年1月，江苏、江西、浙江、四川、湖北和重庆已经基本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其他省份正在制定中。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生态红线，主要是考虑到红线划定的可操作和能落地。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专业的队伍按照自然单元，考虑整个流域和区域的生态完整性。要对各省份的红线边界进行审查，确保上下对接和相互统筹。”高吉喜说。

正如高吉喜所言，从自然地理角度，长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但在行政地域上又横贯九省二市，被沿江各行政区域分段节制。上游经济滞后，迫切希望利用生态资源加快经济发展；中下游经济相对发达，希望上游防治水体污染和治理水土流失。

如何破除在保护长江上的行动差异，真正形成大保护的共识和行动？

制订并实施“上游管控、中游优化、下游治理”的分类保护战略和差异化保护措施，在长江流域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保制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安排3亿元，地方配套两亿元，在新安江流域的浙江和安徽两省持续开展的生态补偿试点，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环保厅巡视员钟勤建看来，新安江试点的成功实践，是基于上下游省份的目标一致。“生态补偿必须全流域联动，效果才会最佳。”钟勤建表示，如果全流域补偿暂时难以实现，可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先行先试。他还建议，沿线各省份可将补偿基金集中统一管理，在财政部的监管下进行专业化、市场化运作。

共同布局谋区域协同发展

2016年12月9日，总投资达272.78亿元的和辉光电二期6代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生产线在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启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将成为上海的主要发展方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前提下的沿线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将传统、低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逐渐剔除，腾退出空间留给新兴产业。

重庆率先实施差异化产业“禁投清单”和环保负面清单，完善环境、产业、财政、考核等政策，统筹推进以大都市区为主要载体的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建设；湖北要求沿长江、汉江、清江1公里范围内新建重化工及造纸项目一律停工，并提前两年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贵州去年共计淘汰粗钢产能220万吨、煤矿产能2100多万吨……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在显现。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调整和优化各自的产业结构，进行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需要更高层面的部署和规划。

在农工党中央的一份提案中，提出了“促进成渝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建议。

提案指出，目前两大城市群内的城市均站在自身发展角度，造成了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建议完善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协调机制。建立各种行业性的跨区域协调组织，制定统一的招商引资政策，探索城市间建设用地指标、耕地保护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等的有偿转让制度，缓解发展政策瓶颈制约。

除了区域和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谋划，部门之间的统一部署同样重要。

“发展和保护过程中，要处理好流域与区域、干流与支流、江河与湖泊的关系，一盘棋统筹考虑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吕忠梅解释说，各部门的任务目标不同，就会导致工作中出现冲突。应从法律层面和国家层面制定流域整体发展战略，并协调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