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转型中国，注定是重要节点。对上海，尤其如此。

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时间节点恰好与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合。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环境质量同样是关键。破解环境瓶颈制约，成为常住人口达2400万、经济总量超两万亿的大上海的大课题。

“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坐标。”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的判断是，上海市的环境质量和未来发展要求仍不相适应，但正走在加快适应的路上。

拐点来了

3月29日，全国皮划艇冠军赛在苏州河上举行。放在15年前，这不可想象。那时，苏州河的黑臭是出了名的。

改变，源于为人熟知的上海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连续5轮，持续15年，从未间断。

15年来，上海人口增加五成，经济总量翻两番，能源消费总量提升一倍多，机动车大幅增加，环保压力可想而知。

经济学里有条著名的曲线叫库兹涅茨曲线，大意是说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过了转型期，排放量下降。

上海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2013年标准，上海已达高收入经济体标准。排放量拐点有没有出现？

对此，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冯琦、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包存宽都持肯定观点。

从数据来看，与2000年相比，2014年上海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年均浓度分别下降60%、26%和34%；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浓度分别下降65.8%、62.1%、59.6%。

这背后，有着巨大的投入。

15年来，全市环保投入始终占比GDP3%左右。仅通过5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市就累计安排项目1183项，投入资金3200亿元。

15年来，上海城镇污水处理率从40.5%提高到8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0提高到95%，累计完成9000多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相较于总量，公众更关注质量。环境质量的拐点有没有出现？对此，3位受访者均持谨慎观点。

包存宽认为，单因子的排放量出现拐点，并不意味着全口径污染物排放出现拐点。排放量的拐点只意味着增加量的减少。同时，由于环境自净能力下降，多年累积下来的环境污染存量仍呈增加趋势。

周冯琦介绍说，虽然环境质量的拐点还不明显，但5轮行动计划对环境质量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她认为，一般来讲，相较于总量拐点，环境质量拐点会呈现一定的滞后性，接下来的几年内应该会出现拐点。

按照国家要求，到2017年，上海年均PM2.5浓度要比2012年下降20%，2014年，上海年均PM2.5浓度一举下降了16.1%，从6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52微克/立方米。

在外界预计上海能提前完成下降任务之际，张全有着清醒的认识：“长期看，如在10年内，PM2.5浓度平均每年能削减5%~6%，治理雾霾的进程就算比较快了。”

按照这一“比较快”的削减速度，到2020年，上海市PM2.5年均浓度将在36~38微克/立方米。

“要达到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水平，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更长的时间。”张全坦言。

水方面，上海有26603条河道，303条市管河道中劣Ⅴ类水质占52%，村镇河道中劣Ⅴ类占65%。

土壤方面，2013年上海化肥亩均用量是美国的2.3倍、欧盟的2.2倍，农药亩均用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7倍。

基于此，上海市长杨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他解释说，就是要有别于以前，把环境放在第一位。

转型快了

今年的上海两会格外引人注目，市政府工作报告取消了GDP增长具体目标。

做出这一安排，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话说，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惠民的发展上”。

从近几年的数据看，上海经济增速常在全国排在倒数几名。这一背景下取消增速目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定力尽显。

创新、转型，虽然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却带来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大幅提升。

全国人大财经委2012年前后的一份调研报告曾这样概括：虽然上海经济增速降了一挡，但转型发展快了一拍，民生保障进了一步。

之后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

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60%，标志着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2013年，这一数字为62.2%，2014年提高到了64.8%。

据张全理解，上海环保可以分为高速发展期和转型期。在高速发展期，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末端治理为主。现在已进入转型期，要在源头上治污，在结构和规模上减污。

他说，上海历史上是工业城市，虽然现在工业占GDP不足四成，但总量还很大，钢铁、石化、化工等占到工业产值近七成。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抓环保，加快产业调整、淘汰和升级。

2000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完成6000余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今年，上海市提出，要实施淘汰落后产能1000项左右。

与往年不同的是，上海的结构调整开启了负面清单模式。2014年6月，《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发布。

这是全国第一本结构调整负面清单，涉及化工、钢铁等12个行业、386项限制类、淘汰类生产工艺。据测算，这份清单的实施，将为上海带来200万吨标准煤的能耗减量。

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的同时，能源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革。近年来，上海能源消费低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2000年~2013年，煤炭在上海市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从65.5%下降至41.4%。2014年，煤炭消费总量首次实现了负增长。

这其中，一个重要贡献来自于外来电。2000年~2013年，上海市外来电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从1.1%提升至12.7%。

破旧的同时，上海市也在立新。

几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增加4000多亿元，突破1万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左右，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比重达到40%。

“上海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互为关键、互为前提的阶段。”张全告诉记者。

站位高了

浦东，陆家嘴，上海中心大厦。

632米的高度，展示着这座城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雄心。然而，偶遇雾霾天，站在一江之隔的对岸外滩，第一高楼会变得模糊。

与曾经的伦敦、巴黎、洛杉矶一样，上海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烦恼。不同的是，问题来得快，来得集中、交织、叠加。

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27个城市评价体系显示，上海经济影响排第五，但环境可持续性排名倒数第二。

“对上海来讲，环境质量应当是竞争力的体现。”韩正去年底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放眼国际，各大城市都把绿色作为核心发展目标——

纽约2030年规划要建设更绿色的纽约；

大伦敦发展战略规划提出2030年建设更有吸引力、设计良好的绿色之城；

首尔2030年要建气候友好城市……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城市，上海呢？

“在全球城市发展中，上海要从跟跑者赶超到并跑者、领跑者，必须要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市长杨雄的态度很明确。

据悉，上海市正在编制2040年上海蓝图规划，将着重建设具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态环境安全是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距离2020年还有5年，如何使环境质量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要求？这是上海环保人当下思索最多的话题。

周冯琦认为，要从发展角度看待和解决环境问题，提升发展的清洁化水平，同时要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让环保步入更常规化的轨道。

张全表示，到2020年，基本环境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能够根本得到解决，非区域性、流域性环境问题应该得到基本解决。总之，环境质量要有较大的改善。

他说，近期环境质量虽达不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准，但法律、标准、治理方式要看齐，国际大都市一些好的做法要借鉴过来。

这一思路在3月18日启动的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指导思想上，更明确质量导向，围绕空气、水、城乡生态环境等改善，针对性加大重点领域治理力度；

目标指标上，更突出质量改善和底线约束，治理要求更按国际先进水平衡量，资源环境效率指标达到全国领先；

治理措施上，更重视源头防控，进一步强化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等源头措施，以环境保护促进转型发展；

推进实施中，更注重创新驱动，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确保计划目标圆满完成。

张全表示，上海市希望再通过几轮三年行动计划，基本实现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环境质量。

本文来自《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