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京开始用上由南水北调工程送来的水。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它的中线和东线合计每年可输送250亿立方米的长江水到缺水的北方，两条线路都超过1000公里长。这项大工程连接了4个流域，3个大城市，6个省和数以亿计的用水者和污染源。

但是，它能否成功已经受到了质疑。据报道，水库和水渠的建设成本已超800亿美元，超过30万人为此搬迁。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加之高昂的维护费用及水价，都使得这项大工程在生态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都不可持续。而且，调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缺水问题的根本在于水污染和低效的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

华北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而不用从南方调水。但要做到自给自足，需要完善水污染监测和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但在这方面至今没有令人满意。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企业，又是监管者。这两个角色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供给被看成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主要解决方案。尽管出台了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但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面前，对污染的治理和水资源的保护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许多行业，如庞大的水利电力行业，都能从增加水供给的大型项目中获利。

中国的水利系统需要深度改革。制度改革须把利益方和监管方分离;数据和决策须向大众公开;水利电力系统对水资源管理的权力须得到限制。南水北调工程已建成段的调水量须减少，后期项目应暂时搁置。

更好的当地水资源管理是保证中国所有地方得到安全和可持续水资源的唯一途径。

中国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历史几乎和中国历史一样悠久。这也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我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600年左右，中国东部的安丰塘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水坝。它一直存续至今，水库周长100公里，可以灌溉24000平方公里的区域。从那以后，中国大多数水利工程都由国家建设和经营。

南水北调工程现已建成两条线路。东线可每年向江苏、安徽、山东、河北以及天津市输水148亿立方米。全线由水泵、河流、湖泊、水库和运河组成，其中包括早在约公元前500年建成的大运河。中线每年从长江支流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调水95亿立方米，供给北京1/3的用水。在建设过程中，水库的水位上升了13米，使得十堰市的18万人和南阳市的16万人从水库区搬走。

第三条线路，即西线，计划从长江上游的三条支流调水200亿立方米至黄河上游。具体线路仍在讨论，尚未决定开工。我们的看法是，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可以避免修建这条线路。

包括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缺水的情况十分明显。北方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国际水资源警戒线的一半左右。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缺水形势最为严峻。农村和城市抽取越来越多的地下水，导致华北平原50%的地下水水位低于海平面。水资源短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北方河流中60%水的水质差。这进一步加剧了饮用水和家庭用水的供应短缺。

问题不仅在于自然水源的短缺，更在于水资源管理的不当。低效的农业生产耗费了华北约75%的水，而且需求还在迅速增长。在大水漫灌的粮食产区，水的损失有时超过50%。黄河沿线缺乏储水系统也意味着农民只能在有水的时候用水，而不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水。

北方缺水的这个说法因为某些原因一直被政府宣传着。这为雄心勃勃建设京津冀地区而从南方调水铺平了道路，也为那些“靠水吃饭的人”的提供了利益。

但南水北调工程并不能保证北方可靠的供水。水污染是个普遍存在的风险。接收调水的各省对水质怨声载道，于是国家发改委责令丹江口水库集水区改变土地用途，以减少城市和农业污水。某些地区禁止开发，其他地区整村搬迁。同时，限制了杀虫剂和肥料的使用，控制工业污染。2015年，丹江口水库水源地获得了“中国好水奖”。可这是以几十万人被迫迁徙作为代价的。

代价不止这些。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王梦恕教授指出，维护水渠的成本被严重低估。对农民来说，南水北调的水价太贵。他们不得不继续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

南水北调也对水源地带来了风险。缺水在“水量充沛”的长江流域时有发生。在过去十年中，长江流域发生了两次严重干旱。因为调水、大坝、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缺水在未来会越来越频繁。因此，调水的时机很重要。如果在长江枯水期抽水，入海口的咸水可能倒灌。那时上海2400万人将面临严重缺水。

南水北调工程的管理权一直没有明确归属。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都想把控水量分配，尽管这是水利部的核心职责。在水资源管理中，国家的公司化造成了利润分配关系的紧张以及角色和责任的不明确，阻碍了全国水域的管理协调。

在城市中，雨水收集和废水回收可以满足相当一部分用水需求。住建部前副部长仇保兴称，如果北京1/3建筑物做到雨水收集，那南水北调工程就没有必要了。增加对水处理的投资、节水灌溉和对水污染的监控治理都能提高可用水量。低水质的水可用于城市景观和工业，一些水密集型的活动可迁往南方。

这些解决方案需要与追求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协调。当官员像商人一样行事，国有企业如同私企一样运作时，再强大的环保法也无济于事。相较而言，南水北调工程易于实施，政治上可行，而且还能拉高GDP。

可是，各种转变还是有迹可循的。2006年起，环保纳入了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曾几次尝试向公众公开企业环保数据。这两项措施加强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感，鼓励了清洁技术的投资和关闭低效率的工厂，污染因此也降低了。但环保法规的实施各地宽严不一，较落后地区追求经济增长仍然是主导思维，数据时有造假。

中国政府的权威系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政府因此必须对公共卫生事件等挑战做出回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交媒体的流行，人们再也不会对污染熟视无睹了。但经验告诉我们，主要河流的水流和污染水平的数据很难获取，或是常常需要付费才能获取。

就像对空气污染采取的行动一样，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披露水污染数据，以向公众显示负责任的态度。提供方便获取的水权分配和各省、灌溉区和农民间的水量分配的信息，可以提高公信力，提升水资源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和公司的责任意识。

地方环保局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来独立收集和分析监控数据并执行环保法规。国外母公司和消费者对于环保标准会有一定要求，因此外商投资的出口企业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环保法规。工业用水者必须考虑更加清洁的生产，从而达到节约、开拓新市场和提高竞争力的目标。

就农业用水而言，用混凝土铺设输水渠可以减少浪费。只有需要灌溉时才供水。小麦和用水更少的经济作物如花生的轮作也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投资新的技术，包括可以将城市的水按水质分离、回收污水、促进节水和收集雨水的系统。这需要为地方水管理者设定考核指标。可以投资兴建更小型的水利设施。同时，通过各种场合来增加公众对水资源问题的认知。

限制水利电力系统的权力将有助于公共投资转向这些更小规模的技术。在水污染引起公众焦虑之后，水利电力公司正转战海外市场来弥补国内需求减少的损失。

南水北调的缺点日渐明显。它会是中国为应对水问题而挖的一个巨大的坑么?